内容简介
平田昌司、夏晓虹、王安忆、戴锦华 联名推荐，一场20世纪中国女性充满理想和犹疑、爱欲与伤痛的冒险之旅。
作者简介
滨田麻矢，1969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大学人文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对象为民国时期小说中的性别表象，除以张爱玲为中心的女性作家研究以外，在当代文学、台湾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等方面也有著述。2013年荣获日本中国学会奖。
少女中国
书名：
少女中国
ISBN：
9787108079886
作者：
[日] 滨田麻矢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25-4
图书分类：
近代文学（1840~1919年）
语言：
开本：
16开
版次：
1
装帧：
平装
页数：
249
字数：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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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生，即‘有教养的少女’，是一个现代社会以前并不存在的群体。她们是离开原生家庭之后，迈进可谓是‘其间限定乐园’的学校的一群女孩子。”“拒绝包办婚姻之后，中国少女的故事不外乎讲述了从‘父家’出走后如何找到下一个栖身之所的冒险经历。虽然这个‘栖身之所’有时是‘党’和‘祖国’，但基本上忠实于‘和相爱的人组建温暖的家庭’这个浪漫恋爱的意识形态。因此，许多女性版的成长小说都是围绕异性恋展开的。于是，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软着陆’到‘夫家’以迎合家人期待的少女们，只能被动地喊出‘你要我怎么样呢’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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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作为一个现代发明，指的是介于幼女与人妻之间的“有教养的少女”的阶段，本书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近代才出现的群体在现代中国经历的“爱”的冒险，尤其关注的是女学生在“有时限的乐园”中的故事。部分章节读起来并不算新颖，只讨论“浪漫爱”和“同性情谊”似乎视野有点不够开阔，不过把许广平、杨天鹤、朱天心等人纳入讨论，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常涉及的视角。读到后记意外有些感动，作者讲述了作为日本学者的经历，写到投稿截止时间前要去保育园接孩子，在繁重的职业和育儿生活中常追忆在北大留学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完全属于自己的学生时代”，或许才理解“少女中国”、“女学生”如何成为作者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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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吧，女学生的生活难道只有爱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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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马丁指出，在20世纪华语圈中，女学生的同性恋叙事与“回想的形式”（memorial mode）紧密相关。在本章的第三节中，换到了女学生叙事是“描写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现代教育，但难以处理自己的头脑和身体的少女们”，即使不涉及同性恋问题，女学生叙事也与回想的形式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天真烂漫的寝室里的玩笑，对同学身体的意识，以及对前辈的炙热恋情，都只允许发生在女子学校这一空间。随着毕业被迫离开这一空间，即使她们再次见到对方，也永远无法再回到无忧无虑的友人状态。要么她们会像恩娟一样，不由自主地被纳入已婚妇女的行列；要么她们会像赵珏一样，在拒绝加入这个行列的同时被视为“落伍者”。在毕业数十年后，即在不可能再回到起点的年龄，与同学再会这件事，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见证被期望成为同质化存在的“作为女学生的我”的机会。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都成了一个审视青少年时代的理想、欢乐和痛苦，以及如何塑造后来的自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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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作为读书人的新青年往往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引导自己的恋人，乡下出身的沈从文不能也不想这样做。他虽然也深深地爱慕着女学生，却选择将她们放在故乡的湘西风景中观察与审视，而不是在都市的校园中。当故事的舞台转到农村，女学生的穿着变成了奇装异服，部分少女勇于实践的自由恋爱也退化成了一种可耻的野合。事实上，进行这些创作实践的沈从文此时处在痛苦恋爱之中，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生存没有味道”。但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将自己恋慕的对橡类型化、客观化，然后将其置于乡村，用乡下人的眼光来审视她。司镜正是这种尝式使得沈从文的小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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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love的译文，“爱”这一词语在中国被使用和接受的过程也经历了几次转变。李欧梵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这段时间，被中国文学传统所轻视的爱情开始作为重要的主题浮现出来。这也是传统文人蔑视的“儿女私情”摇身一变为“恋爱”这种崇高感情的历程。但在曾将“忧国”视作最大主题的中国文学中，要把“恋爱”这一问题纳入必须描写的对象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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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性而言，浪漫的爱情是绚烂理想的同时，也存在着变为致命陷阱的风险，并且失败的代价却只能由女性一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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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奇威克在《男人之间》指出，当两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时，他们对彼此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这个女性的关注，处于被交换地位的女人不过是用来加深男性友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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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男性拥有对身体、经济和情感的占有权”，强迫女性成为异性恋的做法最成问题。异性恋中心主义（heterosexism）迫使女性爱恋男性的同时，又强制她们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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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异性）爱、性、结婚”的三位一体视作“真爱”，并将一夫一妻制(monogamous)的延续绝对化的观念形态，被社会学研究命名为浪漫恋爱的意识形态。吉登斯认为“在浪漫之爱的依恋中，崇高爱情的要素往往容易压制性激情的要素”，并且将浪漫之爱引申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女性化的爱”。千田有纪定义道：“爱情、性、生殖以结婚为媒介，实现了一体化。”笔者将其概括为浪漫恋爱的意识形态。如千田所言，“由于追求（浪漫恋爱的意识形态）以结婚为媒介的这三者的一体化，无爱的婚姻、无爱的性体验、婚外性关系、婚前性行为、私生子的困局、不愿接受非亲生子女、虽结婚但不愿生育等现象，都被视作不自然的存在，成为可以被非难的对象”。可以说，浪漫恋爱在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崇高的爱情”受到赞美的同时，它也对异己的爱情关系加以否定与攻击，事实上具有极其强烈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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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进一步提出了“女同性恋连续体”的概念，将女性之间的纽带视为对抗强制性异性恋的手段。里奇还将“选择同性作为分享激情的同志、生活的伴侣、同事、恋人、共同体成员”的女性定义为“女同性恋的存在”并将之与“基于性欲望的女同性恋”区别开来。里奇之所以将这种纽带关系称为“连续体”，不是因为它仅指“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有性关系或自觉希望性关系”，而是因为它“囊括了诸多形式的女性之间的重要连接，是一个包含共享丰富的内心生活，联合起来反对男性专制，相互提供实践帮助和政治援助”的复杂概念。异性爱主义旨在培养与男性恋爱并为男性所爱的存在，最终迫使女性为了维系男性家族的存续而成为母亲。在这里，笔者试图将异性爱主义眼中不妥的、威胁的，甚至是可怕的女性同性的羁绊解释为“女同性恋连续体”。用里奇的话来说，男人真正害怕的是“女人可以对男人完全漠不关心”这一事实被摆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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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鲁迅先前的嗳昧说法，如果他们没有生下孩子，那么许广平可能永远不会被“公认”为鲁迅的妻子。一个女性要与一个已婚男性开始不被祝福的同居生活，应该需要很大的决心。当然，支撑这一决心的一定是爱。换句话说，为了使无证婚姻正当化，必须去强调“爱情”。这时候的许广平，除了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之外，并没有其他事业。在同一封信中，她有些暧昧地写道：“直至到沪以来，他著书，我校对，北新校对，即帮他所作，其实也等于私人助手，以此收入，足够零用。”作为名人鲁迅的“未婚妻”或“私人助理”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作为不向任何人公开身份的“妻子”和不领取报酬的“助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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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熟的作家朱天心的早期创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大家都年纪小，大家都与天同在，与神同在，所以你与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胡兰成语）那般自由流动的行文。《击壤歌》中，女主人公小虾和她的朋友乔在台风天前往淡海，两人被淋成落汤鸡的描写正是很好的体现：后来我们脱了外套书包赛跑暖身。乔是学校有名的短跑选手，可是她故意跑得很吃力，等我与她并肩，跑跑，乔喘着气笑道：“你看我们像不像风景画片里沙滩上的男女情侣。”当下我不敢看她，继续跑着。我不相信世间有真正美好持久的事，所以我不敢正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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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如何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做主，一直是女子教育发端以来中国小说持续书写的主题。以上匆匆概观了从五四前后到1989年为止的少女叙事，这些故事的前提是自己的未来从“自管自发生”到“自己做主”的重大转换。正如前文所述，女子教育解构了女性从“女儿”到“人妇”的生存模式。也许可以这样说：拒绝包办婚姻之后，中国少女的故事不外乎讲述了从“父家”出走后如何找到下一个栖身之所的冒险经历。虽然这个“栖身之所”有时是“党”和“祖国”，但基本上忠实于“和相爱的人组建温暖的家庭”这个浪漫恋爱的意识形态。因此，许多女性版的成长小说都是围绕异性恋展开的。于是，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软着陆”到“夫家”以迎合家人期待的少女们，只能被动地喊出“你要我怎么样呢？”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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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爱情，对于中国少女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这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已经被反复强调。然而，在浪漫恋爱意识形态的外衣下，是如同《下雪》的女主人公或薇龙一般的命运。她们与其说是“自己选择了爱情”，毋宁说是“陷入了必须选择爱情的状态”，并“被剥夺了除伴侣以外的其他选择的权利”，这种故事逐渐增多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因为一边窥探着父母、恋人的脸色；一边坚持着“自己做主”的姿态，才会喊出“你要我怎么样呢”这种绝望之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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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民国时期，浪漫恋爱从“下贱”到“崇高”，后又转变为“无聊”或“卑微”。无论如何，当恋人背叛自己，爱情枯萎之时，女主人公们只能承担起“选择这种命运的正是我自己”的苦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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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叙述的主体仍然是薇龙本人，但是她有意识地将自己作为一个被凝视、欣赏和品味的客体来表现。《金粉世家》和《第一炉香》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描述了一对年轻男女初次见面时，主人公对对方“一见钟情”的样子。张恨水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并不关心自已在对方眼中的形象，而是把女学生作为一个被凝视的主体来欣赏、描述和评价，然后采取一个又一个行动来拥有对方。与此不同，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纠结于反映在对方目光中的自我形象，并因此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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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异性）爱、性、结婚”的三位一体视作“真爱”，并将一夫一妻制（monogamous）的延续绝对化的观念形态，被社会学研究命名为浪漫恋爱的意识形态。千田有纪定义道：“爱情、性、生殖以结婚为媒介，实现了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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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年”或“新青年”概念难道不是潜在的仅以男性为中心而塑造出的吗？鸣凤或子君至多也只能算是“新青年”的同伴罢了，自始至终她们都未被期待成为可以令社会革故鼎新的旗手。如果一边以“中国少年”或“新青年”这些柔软而又充满力量的词语鼓舞全国青年人，一边却是以性别为标准来选拔肩负国家使命的新人选，并且青年人在无意识中接受了“为事业而生的男性”“为爱而生的女性”这种性别角色的固设的话，那么对于少女们而言，开篇提到过的木兰所实践的两条路之外的生活方式终究仍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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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初的“完全独立，相亲相敬，互相信任，以爱情为基础而共同生活的夫妇”这一理想，最终却没有实现。此时的十年前，鲁迅曾在女高师的演讲中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鼓励女学生们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然而就是发表了这个演讲的鲁迅，也不得不对他那渴望外出工作的妻子——女高师的毕业生——说：“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作为一个受鲁迅启蒙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学生，许广平不可能没注意到恩师鲁迅的话与丈夫鲁迅的话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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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仪在订婚后仍然回到了学校（据说像她这样的学生是极少数），但老师对她失去了兴趣。尽管婚后她也争取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希望接受一些教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徐志摩单方面与张幼仪离婚之后，她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事实上，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尽管如此，他却从没考虑过让赴美陪读的妻子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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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初的“完全独立，相亲相敬，互相信任，以爱情为基础而共同生活的夫妇”这一理想，最终却没有实现。此时的十年前，鲁迅曾在女高师的演讲中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鼓励女学生们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然而就是发表了这个演讲的鲁迅，也不得不对他那渴望外出工作的妻子——女高师的毕业生——说：“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作为一个受鲁迅启蒙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学生，许广平不可能没注意到恩师鲁迅的话与丈夫鲁迅的话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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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仪在订婚后仍然回到了学校（据说像她这样的学生是极少数），但老师对她失去了兴趣。尽管婚后她也争取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希望接受一些教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徐志摩单方面与张幼仪离婚之后，她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事实上，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尽管如此，他却从没考虑过让赴美陪读的妻子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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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下列的假设油然而生——“中国少年”或“新青年”概念难道不是潜在的仅以男性为中心而塑造出的吗？鸣凤或子君至多也只能算是“新青年”的同伴罢了，自始至终她们都未被期待成为可以令社会革故鼎新的旗手。如果一边以“中国少年”或“新青年”这些柔软而又充满力量的词语鼓舞全国青年人，一边却是以性别为标准来选拔肩负国家使命的新人选，并且青年人在无意识中接受了“为事业而生的男性”“为爱而生的女性”这种性别角色的固设的话，那么对于少女们而言，开篇提到过的木兰所实践的两条路之外的生活方式终究仍是被禁止的。笔者在解读20世纪小说所描摹的中国少女群像的同时，也试图让 “少女们的中国”这一被“少年中国”的阴影所长期遮蔽的文学叙事了模式浮出水面。在（男）青年们面向世界计划着自己的事业，为促就躯进国民国家的发展而竞相奔走之时，（女）青年则被要求承担起治愈、鼓励他们高效战斗的这一社会新角色。尽管同样追求着“新青年”理想，但确知自己并非当事者（主人公）的少女们的绝望与挣扎，在20世纪的小说中是如何被刻画的呢？为了抓住在光辉的“少年中国”的阴影下不可见的“少女中国”的姿态，下面让我们来试着追寻“中国少女”们的足迹。由于摆脱了木兰的两条道路（彻底地模拟男性角色或彻底地回归家庭），要挖掘曾经被视作“零、混沌、无名、无意义”的她们的故事，就必须从异于少年成长小说的角度展开一系列的探索。（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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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清楚地感到女人不过是被陌生男人凝视的客体，是被严格地从“女学生”和“母亲”之间割裂开来的存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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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清楚地感到女人不过是被陌生男人凝视的客体，是被严格地从“女学生”和“母亲”之间割裂开来的存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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