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上海摩登（修订版）
ISBN：
9787308165044
作者：
李欧梵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01-01
图书分类：
文学
语言：
Chinese 汉语
开本：
32开-胶版纸
版次：
1
装帧：
平装
页数：
475页
字数：
99999千字
由上海都市的建筑物和场景逐渐描绘至这个风华绝代的都市在大时代中的生活——汽车、洋房、雪茄、回力球馆等物质及各色娱乐形式的长驱直入，由这些物质所象征的现代性再引申至现代意识如何存在于上海城的微妙过程；慢慢的它把一个文化地理。从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到弄堂深处的石库门，从百乐门舞厅的爵士乐到街头巷尾的留声机唱片，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蜕变。汽车载着西装革履的绅士与旗袍裹身的淑女驶过霞飞路，雪茄的烟雾缭绕在沙发椅上空，回力球馆的喧哗与跑马厅的欢呼此起彼伏。这些舶来的物质并非简单堆砌，而是悄然渗透进市民的日常生活，重塑着他们对时间、空间、性别乃至自我的感知。现代性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一种可视可触的体验——当电影院里的光影替换了戏台上的锣鼓，当月份牌上的摩登女郎取代了仕女图，上海的现代意识便在这碎片化的景观中渐渐成形，最终沉淀为一个难以界定却无处不在的文化地理，既属于东方，又沾染了西洋的余韵。
在后革命时期的法国文学里，浪漫派的同情，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装的，都是诉诸于那些天真的容易激动的民众。而民众，即是丑角。丑角经常性地就是他的创造者狂欢的折射。他这种人物的心跳和本能都受分析的伤害，他说服自己纳入一种时而痛苦，时而目空一切的消极的态度中。穆时英《公墓·自序》：“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地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的。”因此，与其说穆时英笔下的丑角是个喜剧人物，不如说他是个孤独的角色，在生活中，他悲哀的脸上戴了个快乐的面具。
通商口岸的租借使叶灵凤这样的作家能分享这些商品，而且能在想象中分享世界文学。就是通过这些想象，他们感到自己是和这个城市和这个世界连着的。本雅明对“一见钟情”的评议，他说那是因为“钟情的目光总是出现得太迟而可爱的东西又总是稍纵即逝永远错过”。
导致施蛰存在意识形态上蒙受灾难的背后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都开始在30年代中期加强控制：前者通过检查制度和随意逮捕，后者通过论争以期取得对上海文坛的统治。
【2018读书计划•伍拾叁】终于读完，毛边本。哈佛学派的关于中国社会学著作总是很耐看，对于素材的重视程度很高。本书改变了我之前对于张爱玲的无知偏见，同时也让神一样的鲁迅略微回归凡间。
重点读了 张爱玲：沉沦都会的传奇，对文本细节剖析，西方理论的贯通，让阅读引申到哲学的荒凉。
创办一个公司，引进”定价制度“，取消中国商人中传统的讨价还价的方式
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公共构造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 英帝国势力和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斡旋方式，因为它一方面提示着过去（罗马），另一方面而又象征着英式的时代新精神。金光闪闪世界里的男男女女，本身就代表着某种“异域”诱惑摩天大楼。。不仅俯视着老城区的常规民居，而且和中国的建筑美学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在卡通、速写和电影里，摩天大楼总是作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证据，表现高和低、贫和富。上海有22层高的外国大楼，也有棺材似的茅房。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显示出’东方巴黎‘的东方特色。……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所有这些高楼，直接地或想象地，都不是他们的家园。
怀乡：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在经济的疯狂增长之中，我们也应看到个奇怪的文化景观：当香港把上海远远地抛在后面时，这个新的大都会并没有忘记老的；事实上，你能发觉香港对老上海怀着越来越强烈的乡愁，并在很大程度上由大众传媒使之巩固（使之不被遗忘）。………………不过我倒是在这个明显的“自我吸纳”一一把香港自身的焦虑题记在一个老上海身上ー一背后看到了更多的文化上的纠结。香港需要一个“她者”来定义“自己”，正如在40年代，张爱珍的上海把香港作为“她者”。殖民地的香港对上海的中国居民来说，一直提醒着他们半殖民地的焦虑，尤其是看到货物、金钱的日益流通，旅游的风行，还有像赛马这样的殖民地嗜好。但是张爱玲和她笔下的上海精英一样，对香港的欣赏显然不及在香港的大众传媒中，文化制片人对上海的欣赏。在我看来，香港大众文化景观中的“老上海风尚”并不光折射着香港的怀旧或她困扰于自身的身份，倒更是因为上海昔日的繁华象征着某种真正的神秘，它不能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这就是他们所希望解开的神秘，从而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这在近年来制作的几部引人注目的关于上海的电影中尤为明显：徐克的《上海之夜》、关锦鹏的《阮玲玉》和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红攻瑰与白攻瑰》。
李欧梵把现代性的文学理论话语放到具体的生活空间和文本中去考察。打破了以往二元对立的建立在城乡对比之下的城市想象，而是用真正现代性的眼光从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对上海做了一个历史还原和文化重构，不带批判地表现那时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逐，将其作为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表现，饱含着一些怀旧的情感，虽然他说他并没打算怀旧。在我看来他描绘的从传统向现代性跃进的上海比我现在所看到的上海更加迷人一些。
作為一個在欧洲，尤其是法國，充滿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間，咖啡館在三〇年代的上海被證明同樣流行。像電影院一樣，它成了最受歡迎的一個休閑場所。當然，它是西式的，一個男男女女體驗現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間，特別是對作家和藝術家來説。很顯然，這種習慣和風格最初來自上海的法租界。當英國統治的公共租界造着摩天大樓，豪華公寓和百貨公司的時候，法租界的風光卻完全不同。沿着電車路進入法租界的主幹道霞飛路，整個景色也顯得越來越寧靜而有氣氛。霞飛路取自法國將軍名，他在一戰期間阻止了德軍入侵。道路兩側種了法國梧桐，你還會看到各種風格的精緻的「市郊」住宅。據當時的一本英文指南説，這裏的和平安寧是法國人的政策所造成的：「法國當局比公共租界強硬多了，他們拒絕商人在住宅區做生意開工廠。」相反，你在這裏可以看到教堂，墓地，學校（包括施蟄存、劉吶鷗和戴望舒學習過的著名的震旦大學），法國公園，還有電影院（包括恩派亞，國泰和施蟄存小説裏寫到過的「巴黎大戲院」），咖啡館。當地的一個咖啡館常客這樣説，在霞飛路上，「沒有摩天大樓，沒有甚麽特別的大建築」，但「醉人的爵士樂夜夜從道路兩側的咖啡館和酒吧裹傳出來，告訴你裹面有女人和美酒，可以把你從一天的勞累裏解放出來。」有意味的是，當公共租界忙於展示高度的商業文明時，法租界卻在回顧文化的芬芳，高等的或低等的，但永遠是法國情調，比英美更有異域風味。當然，法國文化的特殊魅力得以傳播與中國的一批親法作家很有關係，像曾家，父親曾樸兒子曾虛白，他們一起於一九二七年創辦了「真美善」出版社，這個名字的靈感直接源於他們對於法國的浪漫派作家的印象，曾樸曾跟一個很有傳奇色彩的中國將軍陳季同一起研究過這些作家，而那個將軍曾在法國居住和寫作多年。儘管晚清著名小説《孽海花》（1905）的作者曾樸，從不曾踏上過法國的土地，他不懈地在他的書店居室裏創造他自己的法國世界，那書店在法租界中心，馬斯南路一一五號…
所有這些百貨公司都在公共租界的主幹道南京路或附近，這是不足為奇的。如果説外灘是殖民勢力和財政的總部，那麽由外灘而西的南京路就是它的商業中樞：「南京路是上海的牛津大道，第五大街。」當地人至今叫它為「大馬路」，也即第一大街，以此來表示它特殊的地位。很快，電車和無軌電車及公共汽車成了這個城市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因此主幹道上的地皮猛漲。在一九一〇年代晚期，它的東區就已是最繁華的商業區。一個叫達温特（Reverend Darwent）的人寫的《一九二〇年上海手冊》上是這樣描述這條街的：南京路當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街之一……我想遊客一定會驚奇——這大概是他的第一印象——路上都是中國人！1,000,000中國人對少得多的15,000西洋人。這就可以解釋為甚麼新來者會驚奇地發現他幾乎遇不上一個可以問路的外國人。外國人都在辦公室。女人在家或在馬車裏。他會意識到，儘管外國影響很大，但這是中國，街上成千上萬的都是中國人。另一個會給遊客印象的是交通。下面是一組來自市政局（工部局）的數字，係南京路和江蘇路交叉口的流量平均統計，一九一八年ニ月ニ十五，ニ十七，ニ十八日，從上午七點到下午七點：人力車14,663，行人30,148，四輪馬車942，汽車1,863，獨輪車2,585，二輪車527，自行車772，小馬車129，電車754。這條街的傳奇聲譽因為這些新的百貨大樓而更加聲名顯赫，這些「半外國的豪華商店」，裹面「中外產品交織……銀飾品，絲綢，緞子，毛皮都種類繁多。上述商店每家在開業那天一般報導都有100,000美元的櫃台收入。」對外地遊客而言，在南京路的百貨公司裏購買現代的奢華品是必要而令人神往的儀式。如果他們真去了，就可以在先施飯店的114間客房裏找一間住，「中式房是一至二塊半美元一天，西式是二至六美元一天。」上海現代生活的物質消費指南可以在無處不在的廣告上找到，這些廣告有的被霓虹燈照着，有的貼…
雖説豪華的西洋飯店主要是為外國人服務的，不過國際飯店開張時，總有成千的中國人擁去看熱鬧，但公共租界的一批多層百貨大樓卻吸引了大量的中國人，尤其是「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它們都是海外華人投資的。裹面的電梯會把顧客送往各個樓層，包括舞廳，頂樓酒吧，咖啡館，飯館，旅館及有各種表演的遊樂場。因此這些商業大樓是兼有消費和娛樂功能的。遊樂場的設計可能受到「大世界」的影響，後者可以被視為一個娛樂總匯，六層樓高，有當地雜耍，食品店，後來又有了電影院，充滿了歡樂的氣氛。在英文雜誌《中國觀察》上有一篇寫上海百貨公司的特殊文章，作者可能是中國人，叫歐大衛，他用先施公司做例子，寫了百貨公司「特殊的創業史」。開公司這個構思最早可能來自一個從澳大利亞新威爾士來的叫馬應彪的海外商人，他回到香港後「開始創辦一個公司，引進『定價制度』，取消在中國商人中傳統的討價還價方式，並且向公眾承諾最大的公正和真誠。」「因此該公司取名SINCERE（真誠），即先施公司」從香港的六層樓商店開始，先施迅速在其他城市開了分公司。文章結尾的評論十分奇妙：一般的西方人傾向於認為上海是有些原始的，如果不是半開化的話。〔在西方人心目中〕這個城市往往與手推車和帆船等類的發展聯在一起。但令新來者吃驚的是，他們會看到最新款式的勞斯萊斯駛過南京路，停在堪與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和平大道上的百貨公司媲美的商店門前！遊客一上埠，就會發現他們家鄉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貨大樓裏都有廣告有销售。Jaeger名牌毛衣和BVD牌內衣陳列在一起，賣HOUBIGANT香水的下面一層店面，FLORSHEIM牌的皮鞋又緊緊地吸引着顧客的視線。上海百貨公司裏的這種世界格局足以在中外商店前誇口它是「環球供貨商」……誰能说在把「大上海」建得「更大」時，百貨大樓沒有出它的一份力？西方遊客如果走進面對面開在南京路上的先施或永安（分別於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開張…
事實上，到二〇年代晚期，外灘已出現了三十多幢比殖民大廈更高的多層大樓，那是美國現代建築材料和技術的產物。它們主要是銀行大樓，飯店，公寓和百貨公司，最高的是二十四層高的國際飯店，由著名的建築師鄔達克（Ladislaus Hudec）設計，他最初在美國克利建築公司，從一九二五起開設了自己的事務所。鄔達克「新奇典雅的風格給上海建築增添了真正的丰采」，這已被他設計的許多大樓所證實：除了國際飯店，還有二十二層高的四行儲蓄會，慕爾禮拜堂，花旗總會，宏恩醫院，怡和啤酒廠和三家電影院，包括新修建的大光明電影院。國際飯店，華懋公寓和沙遜大廈，還有像大光明這様的新電影院，百樂門大舞廳和百樂門影院，美琪電影院以及許多其他公寓大樓等等，這些現代建築的外部和內部都採用了當時盛行的装飾藝術風格。莊士頓説，「上海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装飾藝術大樓的城市。」高高的摩天大樓加上內部的裝飾藝術風格在上海灘留下了另一種新的建築印記，那是紐約的風格，但上海可與之媲美。在很多方面，紐約是摩天大樓和装飾藝術風格最具代表性的大都市。她最高的大樓，像洛克菲勒中心，佳士拿大廈以及帝國大廈，都是在上海高層建築建成不久前完工的。雖然上海的摩天大樓不及紐約的高，但它們與紐約的大樓非常相像。這種美國印記也許是因為上海有美國建築師和建築公司，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是好萊塢電影，因為摩天大樓的剪影和裝飾藝術幾乎成了歌舞劇和喜劇舞合設計的內景。装飾藝術是歐美在兩次大戰期間的一種典型建築風格，它強調「装飾，構圖，活カ，懷舊，樂觀，色彩，質地，燈光，有時甚至是象徵。」當装飾藝術被移植到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時，它成了「飛翔的摩天大樓最重要的部份，而摩天大樓則成了現代的大教堂。」装飾藝術和摩天大樓的結合導致了一個特別的美學風潮，這與城市的現代性相關，因為它們所包含的精神是「又新又不同的，激動人心又背離正統，以『享受生活』為特色，表現在色彩，高度，装飾或三…
「今天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城市有如此多様的建築薈萃，它們屹立在那兒，互相形成對照。」這段話出自一個曾在此長住的「老上海」專家，她暗示了上海本身就有新與舊，中與西的對照。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人佔據着舊城區，而西洋人估據着現代租界。一九二八年，西洋公園臭名昭著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内」的規定終被廢除，自此，公園對所有人開放。事實上，租界人口主要還是華人：一九三三年，城市人口是3,133,782，其中的外國人僅70,000左右，而住在租界的中國人有1,492,896。不過，華洋之間在日常生活和休閑方式上仍有區別。「上海的中外居民出於共同利益，在工作中可能會互相協作，但通常，他們各自打發休閑時間。」其實，對中國居民來説，外國租界不是森嚴如「另一個」世界，所謂的「十里洋場」，一個被西方資本主義所統治的纸醉金迷的「異域」。其實「十里洋場」這個詞甚至還進入了現代中文詞匯。「十里洋場」的中樞是外灘，即入港口面朝黄埔江的一條堤。它不僅是港口，而且也是英國殖民勢力的一個窗口。外灘的風景線處處點綴着英國建築，尤為醒目的是：英領館最早的大樓，建於一八五二年，一八七三年重建，匯中飯店，英國上海總會有世界最長的酒吧台，沙遜大廈和華懋公寓，海關大樓（1927）以及匯豐銀行（1923）。尤其是後兩幢大樓的富麗堂皇完美地展示了英殖民勢力。匯豐公司的宏偉大廈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二銀行大樓，新希臘風格，由公和洋行設計並並於一九二三年完工。「六十二英尺寛的階梯從街口一直通向大門，原本兩側有銅獅子，一個做吼叫狀，另一個很安靜。」「它們的鼻子和爪子被路過的中國人摸得很亮了，因為華人相信那會給他們帶來好運。」這種經常提到的「摸狮子」儀式隱含着很明顯的資本慾望：作為英帝國象徵的銅獅子被鑄造得金光閃亮，它們代表着帝國所積累的財富；而它作為護身符又時時刻刻鼓勵着當地人追財逐富。新建的海關大樓，也是新希臘風格，當時大樓還沒建成，在一…
商務不是出版教科書的第一家印書館；文明和廣智這兩家規模略小的公司在一九〇三年前後就出版過一套由四個無錫教師寫的教科書。他們把那套書稱為「蒙學讀本」，也即在傳統觀念裏的「懵懂」的小兒需要由儒家經書來為他們發蒙，這種「蒙學」也就接續上了「啟蒙」的觀念，亦即「啟發蒙昧」。到一九〇三年，商務開始教科書事業後，便大刀闊斧先後創辦了一家新的印刷廠，僱佣了三名倭國顧問，並任命了一個由高鳳謙領導，由蔣維喬計劃的編委，編輯杜亞泉負責編訂科學教科書。自此，商務和主要競爭對手中華書局一起，開始左右了教科書市場。商務也為新建的共和國作了熱情的廣告：在《東方雜誌》黑體刊登了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大事記，並附有詳情記述，另外還出版了十三冊照片和圖片，並發行了三百多張明信片！在一九一二年，商務在新推出的那套教科書上，相應地題寫了「共和國教科書」。《東方雜誌》上的廣告由下述的莊嚴宣告開場的：民國成立政體共和教育方針隨以變動……教育部第七條通令先將小學用各種教科書分別修訂凡共和國民應具之知識與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詳细敍入以養成完全共和國民。「國民」因此也就正式地進入了新的教科書。商務還特發了一本《共和國民讀本》，顯然是對原來《立憲國民讀本》的改造，該書的立憲指的是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的晚清憲治時期。「修身」，這是從前儒教的一個術語，它也成了嶄新的小學教科書的一個主題。新的教科書不僅包括主要教程像國文、筆算、歷史、地理和英語，也推廣到一系列其他科目：珠算、唱歌、體育、書法、縫紉、科學、農學、商學和低年級手工。在歷史科目下，有中國史、東亞史、西洋史；地理科有本國地理、外國地理和自然人文地理。此外，還有植物、生物、採礦、生理、物理、化學、算術、幾何、三角、代數、通用體育、軍事訓練和其他等等。這個目錄令人印象深刻，它旨在普及一套同樣讓人留有印象的課程。我在這裏不是要討論教科書或是課程內容，而是想探討一個出版公司如…
儘管《東方雜誌》是商務出版的期刊中的「頭號艦艇」，它還是得跟商務麾下的另外八家刊物爭奪讀者。有一個廣告是這樣排列商務九大雜誌的：《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少年雜誌》、《婦女雜誌》、《英文雜誌》、《英語周刊》、《小説月報》和《農學雜誌》。最特別的是《小説月報》，它的聲名在絕大部份的後五四論述中並不光采，因為它一直被視為是老派鴛蝴小説的大本營。直到一九二〇年茅盾接編，於一夜間將它變成了一份新文學期刊。不過，把五四的觀點強加於商務麾下的這幾份雜誌顯然頗不合理。只需讀一下廣告，也會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目標和章程。簡單地説，它們在向讀者提供於日常生活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這九份雜誌的出版也代表了對這些實用知識的新的分類方法：《東方雜誌》的涵蓋面是最綜合性的，據它的廣告説，從政治、文學、科學、商業、新聞，到百科治學；而其他雜誌顯然都各有其特殊的讀者要迎合：教師，新學校體制裏的大學和中學生，年輕人、婦女、農學院的學生，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在學校體制外的「自學」讀者。《小説月報》作為商務唯一的文學期刊，本意是面向這些「自學者」的。在另一個關於《小説月報》的整頁篇幅的廣告中，不光提到了該雜誌不斷上升的售量（每期6000冊），新增彩頁，林紓的譯著（林紓中國最多產的翻譯家，他把一百多部西方小説用文言文譯了出來），也提到了內容的選編「足以解頤家庭新智尤切日用為居家者所必讀」，這個居家者從各個方面而言都應該指的是都市主婦。所以説，「鴛蝴小説」這種流行文類功效卓越不足為奇！不過，娛樂也沒有脱離其目的的嚴肅性：「新知」或「新知識」和「常識」這些詞在這些廣告上滿眼皆是。即使是那兩份英文雜誌也帶上了實用目的，它們在裹面提供「如何做」課程，包括作文、語法、翻譯和書信課程；以及「简單」的文學讀物。它們也和韋氏字典相配合，和商務贊助的學校以及賓西法尼亞的一家美國公司相合作。在一個廣告中， Berlit…
《東方雜誌》是一份在商務支持下面向都市讀者的「中層」刊物，創辦於一九〇四年，月刊，後改為半月刊，一直發行到一九四八年，每期銷量曾高達一萬五千冊。從它的目錄，可看到它不拘一格的品質，包括新聞報導、政論、文化批評以及翻譯和專論。這份雜誌「萬花筒」般的內容，你可以説它缺乏鮮明的特色，但這正是它的主旨和吸引力。第十六卷第七期（1919年）上的一篇重頭文章很清楚地闡明了這個流行雜誌的功能。在高層次上，該文為雜誌訂下了以下三個目的：研究學理、啟發思想和矯正習俗，矯正習俗是它真實的功能。在世俗層面上，它就像是雜貨店，貨色多樣碎雜，鮮有昂貴罕見的，卻又都是日常必需。該文也為雜誌界的將來制訂了三個其他目標：當知世界大勢；當適應現在時事；而最重要的是，當以切於人生實用為主。在跟上「世界大勢」這個方向上，《東方雜誌》對歐戰相當關注，刊登了不少照片、大事記、文章和翻譯。編輯杜亞泉的文章，以及另外幾位作者，都對歐戰表示了明顯的幻滅感，並因此提醒切忌過度西化。但與此同時，該雜誌依然有大量篇幅來探討戰後歐洲的政治、知識份子和文化思潮，並較注重地探討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一九一九年後尤其關注社會主義。該雜誌的編輯和主要作者，意識到西方知識的持續衝撃，摸索出一個温和的立場，以尋求西方現代性和他們認為依然有用的中國傳統之間的調和。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〇年間，該雜誌有多卷篇幅涉及了科學和技術這些主題。大量的文章描述了歐戰中的新武器，尤其是潛水艇和可駕駛的輕氣球，這些原是晚清小説以來對水底和空中機械的幻想。該雜誌也刊登了相當學術性的文章，有談進化論，談弗洛伊德的析夢理論是一種科學形式，談塑造和改變人類生活的各種機械發明——電報、電車、電話和汽車，還包括打字機、留聲機和電影。這些文章有些是從英、美和倭的大眾雜誌和教科書上轉譯的，暗含了他們仍然迷戀晚清話語中聲、光、化、電的四大現代技術範疇。這種話語後來又活現於茅盾的…
商務不是出版教科書的第一家印書館；文明和廣智這兩家規模略小的公司在一九〇三年前後就出版過一套由四個無錫教師寫的教科書。他們把那套書稱為「蒙學讀本」，也即在傳統觀念裏的「懵懂」的小兒需要由儒家經書來為他們發蒙，這種「蒙學」也就接續上了「啟蒙」的觀念，亦即「啟發蒙昧」。到一九〇三年，商務開始教科書事業後，便大刀闊斧先後創辦了一家新的印刷廠，僱佣了三名倭國顧問，並任命了一個由高鳳謙領導，由蔣維喬計劃的編委，編輯杜亞泉負責編訂科學教科書。自此，商務和主要競爭對手中華書局一起，開始左右了教科書市場。商務也為新建的共和國作了熱情的廣告：在《東方雜誌》黑體刊登了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大事記，並附有詳情記述，另外還出版了十三冊照片和圖片，並發行了三百多張明信片！在一九一二年，商務在新推出的那套教科書上，相應地題寫了「共和國教科書」。《東方雜誌》上的廣告由下述的莊嚴宣告開場的：民國成立政體共和教育方針隨以變動……教育部第七條通令先將小學用各種教科書分別修訂凡共和國民應具之知識與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詳细敍入以養成完全共和國民。「國民」因此也就正式地進入了新的教科書。商務還特發了一本《共和國民讀本》，顯然是對原來《立憲國民讀本》的改造，該書的立憲指的是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的晚清憲治時期。「修身」，這是從前儒教的一個術語，它也成了嶄新的小學教科書的一個主題。新的教科書不僅包括主要教程像國文、筆算、歷史、地理和英語，也推廣到一系列其他科目：珠算、唱歌、體育、書法、縫紉、科學、農學、商學和低年級手工。在歷史科目下，有中國史、東亞史、西洋史；地理科有本國地理、外國地理和自然人文地理。此外，還有植物、生物、採礦、生理、物理、化學、算術、幾何、三角、代數、通用體育、軍事訓練和其他等等。這個目錄令人印象深刻，它旨在普及一套同樣讓人留有印象的課程。我在這裏不是要討論教科書或是課程內容，而是想探討一個出版公司如…
儘管《東方雜誌》是商務出版的期刊中的「頭號艦艇」，它還是得跟商務麾下的另外八家刊物爭奪讀者。有一個廣告是這樣排列商務九大雜誌的：《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少年雜誌》、《婦女雜誌》、《英文雜誌》、《英語周刊》、《小説月報》和《農學雜誌》。最特別的是《小説月報》，它的聲名在絕大部份的後五四論述中並不光采，因為它一直被視為是老派鴛蝴小説的大本營。直到一九二〇年茅盾接編，於一夜間將它變成了一份新文學期刊。不過，把五四的觀點強加於商務麾下的這幾份雜誌顯然頗不合理。只需讀一下廣告，也會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目標和章程。簡單地説，它們在向讀者提供於日常生活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這九份雜誌的出版也代表了對這些實用知識的新的分類方法：《東方雜誌》的涵蓋面是最綜合性的，據它的廣告説，從政治、文學、科學、商業、新聞，到百科治學；而其他雜誌顯然都各有其特殊的讀者要迎合：教師，新學校體制裏的大學和中學生，年輕人、婦女、農學院的學生，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在學校體制外的「自學」讀者。《小説月報》作為商務唯一的文學期刊，本意是面向這些「自學者」的。在另一個關於《小説月報》的整頁篇幅的廣告中，不光提到了該雜誌不斷上升的售量（每期6000冊），新增彩頁，林紓的譯著（林紓中國最多產的翻譯家，他把一百多部西方小説用文言文譯了出來），也提到了內容的選編「足以解頤家庭新智尤切日用為居家者所必讀」，這個居家者從各個方面而言都應該指的是都市主婦。所以説，「鴛蝴小説」這種流行文類功效卓越不足為奇！不過，娛樂也沒有脱離其目的的嚴肅性：「新知」或「新知識」和「常識」這些詞在這些廣告上滿眼皆是。即使是那兩份英文雜誌也帶上了實用目的，它們在裹面提供「如何做」課程，包括作文、語法、翻譯和書信課程；以及「简單」的文學讀物。它們也和韋氏字典相配合，和商務贊助的學校以及賓西法尼亞的一家美國公司相合作。在一個廣告中， Berlit…
《東方雜誌》是一份在商務支持下面向都市讀者的「中層」刊物，創辦於一九〇四年，月刊，後改為半月刊，一直發行到一九四八年，每期銷量曾高達一萬五千冊。從它的目錄，可看到它不拘一格的品質，包括新聞報導、政論、文化批評以及翻譯和專論。這份雜誌「萬花筒」般的內容，你可以説它缺乏鮮明的特色，但這正是它的主旨和吸引力。第十六卷第七期（1919年）上的一篇重頭文章很清楚地闡明了這個流行雜誌的功能。在高層次上，該文為雜誌訂下了以下三個目的：研究學理、啟發思想和矯正習俗，矯正習俗是它真實的功能。在世俗層面上，它就像是雜貨店，貨色多樣碎雜，鮮有昂貴罕見的，卻又都是日常必需。該文也為雜誌界的將來制訂了三個其他目標：當知世界大勢；當適應現在時事；而最重要的是，當以切於人生實用為主。在跟上「世界大勢」這個方向上，《東方雜誌》對歐戰相當關注，刊登了不少照片、大事記、文章和翻譯。編輯杜亞泉的文章，以及另外幾位作者，都對歐戰表示了明顯的幻滅感，並因此提醒切忌過度西化。但與此同時，該雜誌依然有大量篇幅來探討戰後歐洲的政治、知識份子和文化思潮，並較注重地探討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一九一九年後尤其關注社會主義。該雜誌的編輯和主要作者，意識到西方知識的持續衝撃，摸索出一個温和的立場，以尋求西方現代性和他們認為依然有用的中國傳統之間的調和。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〇年間，該雜誌有多卷篇幅涉及了科學和技術這些主題。大量的文章描述了歐戰中的新武器，尤其是潛水艇和可駕駛的輕氣球，這些原是晚清小説以來對水底和空中機械的幻想。該雜誌也刊登了相當學術性的文章，有談進化論，談弗洛伊德的析夢理論是一種科學形式，談塑造和改變人類生活的各種機械發明——電報、電車、電話和汽車，還包括打字機、留聲機和電影。這些文章有些是從英、美和倭的大眾雜誌和教科書上轉譯的，暗含了他們仍然迷戀晚清話語中聲、光、化、電的四大現代技術範疇。這種話語後來又活現於茅盾的…
艾薩克（Harold Isaacs）是一個美國記者兼上海的長期居民，非常同情中國左翼作家，他是這樣描述三〇年代的上海的：三〇年代早期的中國社會還是通常的殖民社會構造：代表殖民勢力的外國人，他們屬於特權階層；上層華人買辦，及有限的華人競爭者；大批在外資和中資受僱的中方白領；以及人赤貧的鄉村湧入的窮困大眾，他們成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大軍，搬運夫，乞丐，妓女，罪犯和一群無助的人，這些人每年在城市街道上留下50,000個死嬰。這份個人記錄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但卻不能説明為甚麽還有那麼多的中國人繼續住在這麽可怕的一個環境裹。為甚麼上海的作家比如魯迅，在這個被艾薩克稱為「無法無天的中國的混亂之海」再加上西方種族歧視的環境裏，繼續生活、寫作，並出版他們的專著？在艾薩克的敍述中，似乎通商口岸並不鼓勵現代中國作家在那兒生活，除了提供「少得可憐的行動自由與出版自由」外。到底是甚麽使得一個中國作家或藝術家在這樣一個極其西化的，與中國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都會裏生活和工作？一個典型上海作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所謂的「亭子間」，它是典型上海住房中，裏屋和外屋之間的過道樓梯上的一間小房子，常常建在廚房上頭。典型的上海住房叫「石庫門」，因里弄的大門是石頭造的而得名。這種房子總是冬冷夏熱，因為通風設備差而且常年見不到太陽，因為窗戶是朝北的。所以，它們一般租金低廉，一個月不到四元錢，兩三個作家可以擠在一個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間裹。住在「石庫門」裏的居民，多數屬於中下階層，因此把「亭子間」租出去對他們来說也是一種經濟的需要。據最近的一個資料表明，一個普通公司職員的月收入是四十至六十元，而一個中等階層的五口之家的月開銷是六十六元。因此房子出租和再出租就相當普遍。著名的電影，《烏鴉與麻雀》，就是用這類租房作了整個佈景。「亭子間」事實上成了上海文學生活的附屬物，以致於後來成了作家的形容詞，「亭子間文人」和「來自亭子間的作家…
賽馬歷史在寇茲（Austin Coates）最近的一本書《中國賽馬》（1983）裹被描寫得很詳盡了，此書是為香港皇家賽馬會百年慶典紀念而作。一八四五年香港舉行了第一場賽馬，大概比上海要早一、二年。上海的跑馬場起碼重修了三次。一八六二年，上海的賽馬會成立，並取代香港賽馬會成為東亞首會。這項英式運動立刻深受中國人的歡迎，他們不僅一開始就踴躍地參加賽馬，而且馬上組織了自己的賽馬會。寇茲概括説：「中國人總説他們去賽馬是為了好玩，其實那意味着賭博。」早在十九世紀晚期，「中國人就已經滲入參加賽馬了。那些所謂的受尊敬的中國人，只要付錢就能進入跑馬場……那裏有兩種不可思議的看台，叫『大看台』和『小看台』，擠滿了中國人，甚為危險，搖搖欲墜的柱子很奇怪一直沒倒下來。」但儘管中國人能在賽馬日入場觀看，他們卻一直沒資格踏入俱樂部或被上海賽馬會接納為正式成員。俱樂部大樓建於一九三三年，是「六層高的宏偉建築，上面的鐘樓再有兩倍高」，它後來成了「上海城的標誌之ー」。俱樂部「佔了上海最好地段的六十六英畝地」，而且「在中國的城市空間中，構成了一種西方資本和文化的干預。」不過雖説它在現代城市中引進了一種英式的田園景觀，但「只要你的目光越過這些勝景的邊界，你就會發現整個城市早已侵入這片田園美景」，英租界擁擠的街道和高樓大廈就在旁邊，跑馬場「大片的草地也蓋不住城市的身影」。這喧囂的都市景觀，「懸浮在鄉村風光和城市建築之間」，産生了一個奇妙的現象。在劉吶鷗的小説《两個時間的不感症者》中，裹面的女主人公就在馬場和男主人公玩了一場苦心經營的調情和勾引遊戲，賭馬，在這場「慾望交易」的「經濟」中，成了適當的刺激。這些公共空間，常常是西方產物，不知中國作家是用甚麼方式在他們的實際操作或想像中把它們據為己有，而且在營建中國現代性的文化想像中把它們作為背景？這個問題包含的命題將在以後的篇章裏想盡論述。當然，在研究文化生產和消費…
西方帝國主義存在的一個侮辱性標誌是，在公共租界的公門口有塊臭名昭著的招牌，上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内」。其實，真正的招牌並不是這様寫的，但對中國人來説，一樣是侮辱：它是一九一六年頒佈的五項規定，寫在告示上，第二條説「狗和自行車不得入內」，緊跟着是第三條「華人不得入內」，除「伺候白人的中國傭人」外。第四和第五條也排除了印度人（除了「穿戴高貴者」）和「倭國人」（除了穿西裝者）。這些招貼的規定最終於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軍隊控制了上海後被開除。在魏貝蒂的生動描述中，四月十二日那天，「似乎象徵着上海將要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公共租界的納税人會議通過了一項提議：兆豐公園和虹口公園，公家花園，外灘草地和海濱，QUISAN花園和BRENAN PIECE等花園，像對外國人一様，向中國人開放。」儘管要收門票，「上海人還是熱情地回應了這些新的設施。市政府統計的到公共花園的遊客人數還是相當可觀的」，從一九二八年六月到八月共計1,625,511人，到一九三〇年，就上升到2,092,432人。除了公共租界的半打花園，當然還有法租界和老城區的公園和花園，當時的一本上海指南上列了將近四十個公共的和私人的公園和花園。在這些公園和花園中，作家們特別喜歡的是一個白俄開的遊樂園——麗娃麗妲——因茅盾的小説《子夜》而成了文學傳奇，裏面有一個頹廢的小人物是這樣形容這個公園的：我知道有幾個白俄的亡命客新開一個遊樂的園林，名叫麗娃麗妲村，那裏有美酒，有音樂，有舊俄斯的公主郡主貴嬪名媛奔走趨承，那裏有大樹的綠蔭如幔，芳草如茵，那裏有一灣綠水，有游艇！……曖，我想起了色奈河邊的快樂……很顯然，這個「遊樂園」是兼有下列功能的：舞廳，咖啡館，飯館和花園。事實上，那裏還有一個露天舞池，是很受歡迎的「夏夜娛樂處」。由此可見，對中國人來説，去公園和花園並不僅僅是為了放鬆，倒更像是為了娛樂。就像外國人那樣，在星期天和節假日去散散步。按徐遲的説…
外國人和有錢的中國人經常出入那些頭等舞廳和有歌舞表演的卡巴萊，像華懋公寓頂樓，國際飯店的天台，百樂門戲院和舞廳，大都會花園舞廳，聖安娜，仙樂斯，洛克塞，維娜斯咖啡館，維也那花園舞廳，小俱樂部等等，而它們那傳奇般的聲名也在中國的文學想像裹永遠地留下了印記。也許最難忘的是百樂門舞廳。下面是一個外國人的生動描述：出了戲院，我們就去百樂門，那裏有夜總會和舞廳。百樂鬥是新近由中國銀行家建的，裏面設計極其現代，有大量的鎳，水晶和白色木頭佈置。白色的大理石旋轉樓梯通向大舞廳，陽台上另有一個舞池，玻璃地板，下方有脚燈，讓人感到像在雞蛋上跳舞。舞台正對着入口，上面是樂隊，都是俄國樂師，但奏的都是最新的美國爵士樂。我們到的時候恰逢表演開始。表演合唱的也是俄國女子，有些是金髮美人。她們穿戴很少：帽子，淺幫鞋和非常細的腰布。和美國的合唱隊姑娘相此，她們演得不算好，而且是用不流暢的英語唱最新的美國歌。一個英國朋友告訴我，僱俄國女子比僱中國人便宜多了，而中國人又非常崇拜金髮白人女子。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地方，價錢不等，為各色中國顧客準備着。據兩個內行的介紹，「一個典型的中國舞廳」是装修到每一個角落的，常常用不得體的風格碰撞的西式佈置來贏得聲名。而樂隊是無一例外地菲律賓人，從晚上八點直到清晨兩點、三點或四點，不停地以每分鐘一曲的速度奏着，但他們其實是很無精打采的……客人，基本是男的，而且無精打采，顯然不太理會那些坐在離他們一臂遠的地方的舞女，她們吵鬧地嗑着西瓜籽，這西瓜籽是送的，放在每一張台子上。而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舞女，苗條，漠不關心又自給自足的樣子，如果是冬天就抱着她們精緻的暖水壺，擺出一副像是等待街車的姿勢，似乎再多的舞票也不可能把她們拉向舞池。」「舞票的價格從最好的三張一元到低等的八，十，十五張一元。」因此，一場舞給幾張票也便是很尋常的事。傳説作家穆時英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叫「月宮」的舞廳裏，苦苦追…
另一個公共場所，也許比咖啡館的文化聲望要低一點的是歌舞廳或卡巴萊（Cabaret）和舞廳：前者指装飾華美，經常有卡巴萊表演的場所，那主要是外國人光顧的地方；而後者就只有一支小樂隊，和一些廉價伴舞女郎。到一九三六年，有超過三百家的卡巴萊和賭場。對西方人，特別是單身男人來説，上海之夜的動人之處與卡巴萊和舞廳的魅力是同義詞，就像下文所描述的：上海的子夜因無數的珠實而閃閃發亮。夜生活的中心就在那巨大燈火電焰處。印度手鼓的節拍，色慾的交響樂，上百個樂隊的音樂聲，曳步而舞，身體搖擺，休止符，慾望的濃煙——燈海裏的慾望，那就是歡樂，就是生活。快樂，杜松子酒，爵士樂。上海一切都是無拘束。伴舞女郎——一毛錢到一美元，她們親親熱热，俄國的，中國的，倭國的，朝鮮的，歐亞混血的，有時還有其他的。中文手冊寫得一樣舖張甚至更詳盡，細至如何為最愛的舞女開上足夠的香檳（每瓶貴到十六元）而不至於丢臉。儘管社交舞，就像賽馬一様，絕對是一種西方習俗，在十九世紀中葉由上海的外國人介紹進來，但它並沒有阻止中國人熱烈地擁抱它，把它視為時尚。據報導，二〇年代早期，當第一批舞廳開張時，上海人馬上成羣地湧去光顧。到三〇年代，舞廳成了上海城市環境的另一個著名，或説不名譽的標記。《玲瓏》這本流行的婦女雜誌，除了每期刊登電影和影星外（見第三章），還一連三期介紹了社交舞。其中一篇寫到，跳舞不光是一種社交，也是需要認真研究的一門學問，正如海外和上海都有大量的學校和教師專教舞蹈。文章簡要地介紹了各種流行的交誼舞，從快步，狐步，華爾玆，探戈，到新查爾斯頓和倫巴。另外文章還把跳舞概括為一種「自然行為」，説它可以「焕發體內的力量」是一種「公民」活動，能夠「有效地吸引異性」。然而誠如韋科曼所言，「在舞廳裏，學跳舞的夫妻和追逐一時半刻玩伴的王老五之間的區別並不是絕對的，但後者還是佔了絕大多數，無疑這和一九三〇年上海的人口比率有關。當時…
中國的親法份子是否成功地把他們的文學沙龍變成了哈貝馬斯所謂的「公共空間」還是存疑的。但無疑上海的作家把咖啡館當作朋友聚合的場所。從當時記載和日後的回憶看來，這種法國慣例加上英國的下午茶風俗在當時成了他們最重要的日常儀式。下午茶時間的選擇經常是出於經濟的考慮，因為兩手空空的作家和藝術家常去的幾家咖啡館都在飯店裏，那裏在下午時賣的咖啡、茶和點心都比較便宜。張若谷，這個狂熱的親法份子，最喜歡去的地方有這些：南京東路上朝着新新百貨的新雅（喝茶，吃點心），最著名的巧克力店沙利文（喝咖啡，可口可樂，巧克力和冰淇淋），靜安寺路口的德式咖啡店Federal（喝咖啡，吃蛋糕），「君士坦丁」俄式咖啡館（喝正宗的阿拉伯黑咖啡）和國泰戲院對面的「小男人」那裏佈置富麗，女侍也年輕貌美。但很顯然，張若谷最鍾愛的地方是「巴爾幹」，法租界另一家俄國人開的咖啡館，那兒的咖啡比貴族化的馬賽爾和Federal都要便宜，在那裏，他和他的朋友可以消磨很長時間，而不至於被侍者趕走。張若谷的一本取名《咖啡座談》的散文集，他這樣説：除了坐寫字間，到書店漁獵之外，空閑的時期，差不多都在霞飛路一帶的咖啡馆中消磨過去。我只愛同幾個知己的朋友，黄昏時份坐在咖啡馆裏談話，這種享樂似乎要比絞盡腦汁作紙上談話來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談話時的樂趣，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獲得，這決不能普渡眾生，尤其是像在咖啡座談話的這一件事。大家一到黄昏，就會不約而同地踏進幾家我們坐慣的咖啡店，一壁喝着濃厚香淳的咖啡以助興，一壁低聲輕语訴談衷曲。——這種逍遙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張若谷總結了去咖啡館的三種樂趣：首先，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亞於鴉片和酒」；第二，咖啡館提供了與朋友長談的地方，「此乃人生至樂」；最後也很重要的是，咖啡館有動人的女侍，她們的文學形象是因郁達夫翻譯莫爾（George Moore）的《一女侍》而首次被介紹給中國讀者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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