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忧郁的热带
ISBN：
9787300110073
作者：
列维斯特劳斯 王志明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01-01
图书分类：
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
语言：
chi
开本：
32开
版次：
1
装帧：
平装
页数：
584页
字数：
436千字
《忧郁的热带》是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典之作，也是结构主义思想在社会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本书以作者亲身深入亚马逊河流域与巴西高地丛林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系统记述了他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充满情趣与深意的思考历程和生活体验。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原始社群中，列维-斯特劳斯不仅细致观察了他们的日常习俗、神话信仰与社会组织，更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不同文明背后共通的认知结构与思维逻辑。书中既有对异域风情生动而富有诗意的描绘，也有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哲学反思，读来令人回味无穷。这些部落看似遥远而陌生的生活方式，实则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现代文明中被遮蔽的深层问题。作者的笔触既是人类学的严谨记录，又是文学的优美叙事，使得这部作品成为跨越学科界限的永恒经典。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著名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当初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唯一健在者。
“每一个人”，夏多布里昂写道，“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的、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的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里去。”
如果佛教，像伊斯兰教一样，曾试图控制原始信仰的过度之处的话，佛教采取的办法是透过返回母性乳房的承诺所隐含的一体的保证;用这种办法，佛教把性欲巾的狂潮与焦虑消除后，重整于人体本身。伊斯兰所采取的是相反的步骤，沿着男性取向发展。伊斯兰把女人关在一旁，不使人接触母性乳房:男人把女人世界转变成一个封闭的个体。毫无疑问的，伊斯兰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希望得到宁静，但这把宁静建基于隔离原则上面:把女人隔离出社会生活之外，把不信者隔离出精神共同体之外。佛教则是完全相反，佛教把宁静看做是一种融合:与女人融合，与全人类融合，同时把神性表现成一种无性的面貌。
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我将要用一生的牛命加以描述，设法要了解的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些光辉花朵不具任何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不过是整个世界生灭的过程中允许人类扮演人类所扮演的那份角色罢了。然而人类的角色并没有使人类具有一个独立于整个衰败过程之外的特殊地位，人类的一切作为，即使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并没有能扭转整个宇宙性的衰亡程序，相反的，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过程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在急速地促使越来越强有力的事物进人惰性不动的状态，一种有一天将会导致终极的惰性不动状态。从人类开始呼吸开始进食的时候起，经过发现和使用火，一直到目前原子与热核的装置发明为止，除了生儿育女以外，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只是不断地破坏数以亿万计的结构，把那些结构支解分裂到无法重新整合的地步。不错，人类建造城镇，移植土地;然而，经过思考以后，我们发现城市化与农业本身是创造惰性不动的工具，城市化与农业所导致的种种组织，其速率与规模远比不上两者所导致的惰性与静止不动。至十人类心灵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其意义只有在人类心灵还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一旦人类心灵本质消失了以后，便会混入一般性的混乱混沌里。因此，整个人类文明，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可以说是一种异常繁复的架构和过程，其功用如果不是为了创造产生物理学家称之为嫡，也就是惰性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可能会很想把它看做是提供人类世界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每一句对话，每一句印出来的文宁，都使人与人得以沟通，沟通的结果就是创造出平等的层次，而在未沟通以前有信息隔阂存在，因为隔阂的存在而同时存在着较人程度的组织性，人类学实际上可以改成为“嫡类学”，改成为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然而我存在。我当然不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存在，囚为就这方面而言，我只…
真正犹豫的不是热带，而是作者的心灵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到，我们自己的某些习惯，在一个来自不同社会的观察者眼中，可能会被看作是在性质上接近食人肉风俗，虽然我们会觉得食人肉风俗必定与文明的理念格格不入。我脑中在想的例子包括我们的法律和监狱体系。如果我们站在旁观的立场去研究社会，我们很可能会把所有的社会大致分为两类，形成明显的对比：有一类具有食人肉风俗——这也就是认为处理那些具有危险性能力的人，唯一方法是把那一类人吃掉，吃掉一点就可以把那些人的危险力量中立化、消弭于无形，甚至能把那些力量转化成有利的力量；另外一类或许可以称之为具有吐人肉风俗（anthropemy），我们自己的社会属于这一类；面对相同的问题，这一类社会采取一种完全对反的解决方法，其具体内容是把危险性的人物排斥出社会体之外，把那些人永久性地或暂时性地孤立起来，使他们失去与其同胞接触的机会，把他们关在特别为达到这项目的而建设的机构里面。绝大多数我们称之谓原始的社会都认为这种习俗万分恐怖；具有这种风俗，会使我们在他们眼中犯下我们常会指控他们所犯的同样野蛮的罪行，因为这两种行为虽然相反，却也正是互相对称的两个极端。
不论“外向”与”内向“这样的名词是多么令人讨厌，用这两个名词来形容两种不同的学生倒是非常合适。一种学生年轻（传统俗话用来指同一个年龄组的那种意思）、吵闹、富侵略进取性，即使必须采取最鄙俗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地要突出自己，在政治上倾向于右派（当时的右派）；另一种学生过分早熟、彬彬有礼、害羞，通常是左派，他们的目标是进入他们急着要与之平起平坐的成人世界里去。
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我将用一生的时间加以描述，人们设法了解的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些光辉花朵不具备任何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不过是整个世界生灭的过程中允许人类扮演人类所扮演的那份角色罢了。然而人类的角色并没有使人类具有一个独立于整个衰败过程之外的特殊地位，人类的一切作为，即使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并没有能扭转整个宇宙性的衰亡程序，相反的，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世界事务秩序瓦解过程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在急速的促使越来越强有力的事物进入惰性不动的状态，一种有一天终会导致终极的惰性不懂状态。从人类开始呼吸开始进食的时候起，经过发现和使用火，一直到目前源自于热核的装置发明为止，除了生儿育女以外，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只是不断的破坏数以亿万计的结构，把那些结构肢解分裂到无法重新整合的地步……
圣保罗的市场里面还有另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叫做无花果（Figa）
“逃避的方法有时是往上爬，去爬山，有时是往下掉，掉入地球的内部，有时是平面行走，到遥远的国家旅行。”“他们既不是在从事科学上的新发现，也不是在创造诗篇或文学。他们的举动所产生的有形后果非常有限。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的过程本身，而非这样做可能有的什么目标。”“我们的社会在快要毁灭他们的时候就假装他们具有高贵性质，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成为对手的时候，却又对他们充满恐惧与厌恶。”“把野蛮生活消灭掉还不满足，甚至浑然不知野蛮生活应被消灭的事实，读者大众还觉得需要热切的历史早已消灭掉的人和社会的影子来满足历史的怀旧的食人主义。”“几百年后，就在目前这个地点，会有另外一个旅行者，其绝望的程度和我不相上下，会对那些我应该可以看见但却没有能看见的现象的消失，而深深哀悼。我受一种双重的病态所困扰：我所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大起反感，同时我又一直不停的责怪自己没有看到那么多我应该看得见的现象。”
我们习惯于偏向和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相近的群体，而常常忽视了异世界的确有价值。人类学的最主要意义，大概就是提醒我们，更广大的世界，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这似乎象征了伊斯兰的文化，这种文化收集最精美细致的事物——用宝石建的宫殿，玫瑰香水喷泉，事物外面包上金叶片，烟草里面渗入磨碎的珍珠——，然后用这些精致的事物作为一层薄薄的掩饰，以遮盖粗陋的习俗和贯穿布满整个伊斯兰道德思想与宗教思想的顽固执迷。在美学的层面上，伊斯兰的禁欲主义在放弃整个取消感性的企图以后，便满足于把感性简约到种种次要的表现方式上：香味、花边、绣花和花园。在道德层面上也可看见同类的拿不定主意，意思含混的特色：一方面是表示容忍，同时却又具有一种明显的强迫性宣教冲动。这种态度背后的真相是伊斯兰教徒与非伊斯兰的任何接触都令伊斯兰教徒充满焦虑。他们属于外地的生活方式固然保存完整，但都不时受到更自由、更富弹性的生活方式所威胁，只是接近本身就是在冒着被改变的危险。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真正的容忍，倒不如说伊斯兰教的容忍代表的是他们不停地克服他们自己来得更为真确。伊斯兰先知建议他们要容忍，使他们陷入一种永远处于危机之中的状态。先知的其实具有普遍性意义，与接受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得以并存之间造成矛盾。这种矛盾是巴甫洛夫意义的矛盾，既导致焦虑又导致自满自足，自满自足的原因是伊斯兰教徒觉得，由于伊斯兰教，他们可以克服上述矛盾。然而他们错了：正如有一天一个印度哲学家告诉我的，伊斯兰教徒很以他们相信像自由、平等与容忍这些大原则的普遍意义而自豪，然而紧接着又说他们是惟一实行这类大原则的人，因此而把他们很想算到自己头上的优点一下都抵消掉了。在卡拉奇，有一天我和一群伊斯兰教领导人与学院领导人在一起。我听他们极力颂扬他们体系的优越性，听着这些颂赞词时，我恨吃惊地发现，他们一再地强调一个论点：他们的体系很简易。在继承法方面，伊斯兰教法律系统比印度教法律系统好，因为比较简单。回避传统上不准放高利贷的规定之办法是，让银行家与客户成立合伙关系，因此，前者所拿的利息就不过是合伙所得利益的分红罢了…
那些教过我的大师们所教的，我所读过的哲学家的著作，我所访问研究过的那些社会，甚至是西方所最引以为傲的科学本身，从以上这一切，我所学到的，除了一点点智慧以外可以说什么也没有；而那些智慧，如果明白摆摊开来，还不是和那个圣者佛陀在树下沉思所得结论吻合？每一项志在了解的举动都毁掉那被了解对象本身，而对另一项性质不同的物件有利；而这第二种物件又要我们再努力去了解它，将之毁掉，对另外一种物件有利，这种过程反反复复永不止息，一直到我们碰到最后的存在，在那个时候意义的存在于毫无意义之间的区别完全消失：那也就是我们出发之点。人类最早发现并提出这些真理已经有二千五百年了。在这二千五百年之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们所发现的，就像我们一个一个地试尽一切可能逃出此两难式的方法那样，只不过是累积下更多更多的证明，证实了那个我们希望能回避掉的结论。这并不表示我不明白过分匆促的放弃及无所事事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危险。这个非智的伟大宗教并非建基于我们没有了解能力上面。这个伟大宗教本身即是我们有能力了解的明证，并提升我们，使我们可以发现种种真理，这些真理存在的方式是实存与知识互不相容的方式。经过一种特别大胆的行动，它把形而上学的问题化约到人类行为的层面，在思想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也做到这一点。其宗派分别只存在于社会学的层面，大乘与小乘的区别在于个人的救赎到底是不是要建基依赖于全人类的救赎。然而，佛教的道德观在历史上所提出的解决方式，使我们要面对两个同样令人不安的选择：任何人如果觉得个人救赎必须建基于全人类的救赎的话，便会把自己封闭于修道院里面；任何对此问题提出否定答案（即认为个人救赎不必和全人类均得到救赎有关）的人则在唯我主义的美德中得到廉价的满足自得。然而不公不义，贫穷困顿和痛苦实际存在人间；他们给以上两类选择之间提供一种居中调停的手段。我们并非独立自存，不论我们是否对整个人类的处境发现既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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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着，所需也非常少：一点空间，一点食物、一点欢乐、几样用品或工具；这是较低层次的生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里似乎又不缺乏灵魂；街上的忙乱中，人们眼神的专注深沉之中，在讨论琐事的热烈里，路过的陌生人多得到的那种有礼貌的微笑，还有——在伊斯兰教地区——微笑外带的’沙兰姆’（salaam，右手掌贴前额，低头）里，都有灵魂。这些人如此安然切合宇宙，只有灵魂的品质可以解释。的确，这个文明，一张祈祷用的跪毯就代表一整个世界的文明，地上画个方块就是膜拜之地。他们生活在街上，各自展示的货品就是各自的宇宙，人人满足地专注于自己的手艺，而周围是苍蝇、路人，以及由理发者、抄写者美容师与手工艺者造成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了生存下去，每个人必须和超自然保持一种非常强烈有非常切身的关系。这可能是默罕默德和此地其他宗教的一个奥秘：每个信者都觉得时时刻刻举头三尺有上帝。
经过这么多年，我怀疑自己难以再有这种如蒙神助的感觉。我还有机会重历一遍那样热情满怀的时刻吗？那时候我手拿笔记本，一秒一秒地记下我所看见的景象，期望能够有助于把那些变易不居、一再更新的外观形态凝固并记载下来。现在我还是对我那时的企图深深着迷，还不是发现我自己的手仍然在试。
人类学家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可是他想从一个非常高远的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人类，那个观点必须高远到使他可以忽略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与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长久的时间；由于曾经经历过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环境改变，使他染上一种久治不愈的无根性；最后，他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觉得使得其所；置身家乡，他在心理上已成为残废。人类学像数学或音乐一样，是极少数真正的召唤（vocations）之一。人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召唤，即使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要活着，所需也非常少：一点空间，一点食物、一点欢乐、几样用品或工具；这是较低层次的生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里似乎又不缺乏灵魂；街上的忙乱中，人们眼神的专注深沉之中，在讨论琐事的热烈里，路过的陌生人多得到的那种有礼貌的微笑，还有——在伊斯兰教地区——微笑外带的’沙兰姆’（salaam，右手掌贴前额，低头）里，都有灵魂。这些人如此安然切合宇宙，只有灵魂的品质可以解释。的确，这个文明，一张祈祷用的跪毯就代表一整个世界的文明，地上画个方块就是膜拜之地。他们生活在街上，各自展示的货品就是各自的宇宙，人人满足地专注于自己的手艺，而周围是苍蝇、路人，以及由理发者、抄写者美容师与手工艺者造成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了生存下去，每个人必须和超自然保持一种非常强烈有非常切身的关系。这可能是默罕默德和此地其他宗教的一个奥秘：每个信者都觉得时时刻刻举头三尺有上帝。
经过这么多年，我怀疑自己难以再有这种如蒙神助的感觉。我还有机会重历一遍那样热情满怀的时刻吗？那时候我手拿笔记本，一秒一秒地记下我所看见的景象，期望能够有助于把那些变易不居、一再更新的外观形态凝固并记载下来。现在我还是对我那时的企图深深着迷，还不是发现我自己的手仍然在试。
人类学家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可是他想从一个非常高远的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人类，那个观点必须高远到使他可以忽略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与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长久的时间；由于曾经经历过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环境改变，使他染上一种久治不愈的无根性；最后，他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觉得使得其所；置身家乡，他在心理上已成为残废。人类学像数学或音乐一样，是极少数真正的召唤（vocations）之一。人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召唤，即使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因此我便陷在一个圈圈里面，无法逃脱：不同的人类社会之间交往越困难，就越能减少因为相互接触所带来的相互污染，但也同时是不同社会的人减少相互了解、欣赏对方优点的机会，也就无法知道多样化的意义。简而言之，我只有两种选择：我可以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样，有机会亲见各种奇观异象，可是却看不到那些现象的意义，甚至对那些现象深感厌恶加以鄙视；不然就成为现代的旅行者，到处追寻亦不存在的种种痕迹。不论是从上面的哪一种观点来考察，我都只能是失败者，而且败得很惨，比表面上看起来还惨。我在抱怨永远只能看到过去的真相的一点影子时，我可能对目前正在成型的真实无感无觉，因为我还没达到有可能看到目前的真相发展的地步。几百年后，会有另外一个旅行者，其绝望的程度和我不相上下，会对那些我应该看见但却没有能看见的现象的消失，而深深哀悼。我受一种双重的病态所困扰：我所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大起反感，同时我又一直不停地责怪自己没有看到那么多我应该看得到的现象。
在另一方面，如果可能使情况改变的话，对于目前受牺牲者而言，即使达成改变的架构可能是我们西方人认为无法忍受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他们不会自觉到在被奴役，而是相反的，如果他们渐渐走向强制劳动、食物配给和思想统制，他们会觉得是得到解放，因为他们可因此得食物和一定程度的知识生活。各种的形式化，看起来好像是各式各样的剥夺，会被可能得到的奉送的真实所抵消，我们因为那些形式化的外表而使他们得不到该真实。
在巴黎大学念5年书的收获，就是学到了做此类心灵体操的技巧，做这种心灵体操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维持智识的平衡的技巧是这么简单，可以适用于任何问题。为了准备考试，准备接受法国中学教师资格必修课的超级折磨（口试部分，包括先准备几个小时以后，然后随便抽出一个试题出来考），我和同学们设想出各种非常不可思议而奇奇怪怪的题目。我有自信，只要给我10分钟时间准备，我就能狗对公共汽车与有轨街车的优劣比较，发表一场长达一小时的演讲，而且使演讲词具有完备的辩证架构。这种方法不但是一把万能钥匙；它还使人相信，只要做些细微的调整，思想上一切丰富的可能性都可以全部简化成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这有如将音乐都化约成一个单一的曲调，只要音乐家晓得那个调子可以读成高音部或低音部。从此观点来看，我们的哲学训练使智力得到练习的机会，但这些练习却在脑筋上留下枯燥化倾向的结果
自由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确恰当的文明才能创造才能保有的东西。自由是个人及其所占有的空间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结果，一种消费者与他所能应用的资源的客观关系的结果。而且，很难说资源丰富可以补空间不足的缺陷,也不能保证说一个富裕但人口过多的社会不会被其本身的人口密度所毒害，像有些面粉寄生虫，远在他们的食物吃用殆尽以前，就用毒素远射程地互相残害。
整套辩证过程都源于整个社群集体的习俗与哲学，个人的信念是从群体中学来的，信仰守护灵本身就是一种群体现象，是社会群体本身教育其成员，使他们相信，在社会秩序的架构里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努力去试着采取一种荒谬的、几乎是绝望的办法来脱离该秩序。在当代法国社会，在读者大众与“探险家们”之间，上述追求权力的现象相当风行。我们的青年男女同样也能自由地去追求打从孩提时代起整个社会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展示的种种刺激，他们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逃避当代文明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规范。逃避的方法有时是往上移动—去爬山，有时是往下移动—进入地下空间，有时是平面移动—去遥远的国家旅行。还有，他们所追求的可能是心灵上或道德上的极端，比如有些人故意让自己陷入一些困境，其严重程度，以目前的知识水平来看，让人几乎不可能活得下去。社会对这类冒险行动能否带来任何可被称为理性的结果完全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是在从事科学新发现，也不是在创造诗篇或文学。他们的举动所产生的具体成果非常有限。唯一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的过程本身，而非这样做可能有的什么目标。就像前述的北美洲土著那样，年轻人离开他自己的社群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便使自己亲历某种极端的情境（这样做的人有时候是完全诚实的，有时候则是小心翼翼、相当做作的，不过土著社会也一样，两种类型都存在），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拥有了某种力量，其表现方式是写文章登上报纸，或写些畅销书，或在挤满人的演讲厅公开演讲。这种现象所具有的魔术性质可以从社会的自我欺骗中看出来，可以解释所有这一类现象。最重要的事实是，只要和这些野蛮民族稍加接触，就可使一个旅行者变得与众不同。而寒冷的高山、深陷的洞穴或难以进入的森林都是可以得到高贵、有益的启示的宝贵地点。所有这些，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我们自己社会的敌人。我们的社会在快要毁灭这些野蛮民族的时候就假装他们具有珍贵的性质，可是在他们真的有能力成为对手的时候，却又对…
至于塞尔日，他以前曾是列宁身边的人，这样特殊的身份使我觉得不容易和他亲近。而塞尔日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个拘谨的老处女，我再怎么样也难以把想象中列宁的同志塞尔日与眼前这个人联结起来。他脸部轮廓非常细致，胡子刮得精光，口音明净，举止轻缓，整个人有种无性别的特质，这种无性别的特质我后来在缅甸边境的佛教僧侣身上再次看见，这种特质与在法国被认为革命分子应有的那种极度阳刚、显现超人活力的形象天差地远。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文化样式(cultural types)都是建立在非常简单的对比上面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都可发现的类似的文化样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却被用来完成很不一样的社会功能。塞尔日这种类型可以在俄罗斯扮演革命分子的角色，但如果换一个社会环境，可能就得扮演另一种角色。如果可以运用某种分类格式，把每个社会里面如何利用类似的人物样式去完成不同的社会功能加以分类排比，建立起一套近似的模式来，那么跨社会的交流会变得容易得多。与其依照职业的性质来安排会议—医生与医生开会、教师与教师开会、工业家与工业家开会—我们不如采取其他的安排方式，可以发现个别人与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其实有更细腻的关系。
由于波洛洛思想方式以“自然／文化”这项基本的对立为指导原则（在这一点上和人类学家很相像），因此他们比涂尔干和孔德更具社会学想法，把人类的生命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像欧洲人那样将死亡分成自然死亡或违反自然的死亡，是毫无意义的；从事实与理论两方面来看，死亡既是自然的，同时也是违反自然的。换句话说，每当一个土著死亡的时候，不仅是与死者最亲的亲人的损失，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损失；自然每一次对社会造成这种伤害，就欠下一笔“债”—波洛洛人使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的观念，其意思和负债(debt)很接近。当一个土著死亡时，村落便会举行一次集体狩猎行动，由跟死者不同的那个半族执行出猎。这是向自然挑战的行为，目的是猎到大型动物，最理想的是美洲虎，其毛皮、爪子和牙齿就是死者向自然讨来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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