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1）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书名：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ISBN：
9787549570942
作者：
弗朗西斯.福山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09
图书分类：
世界政治制度史
语言：
Chinese 汉语
开本：
16开
版次：
1
装帧：
精装
页数：
617页
字数：
53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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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26 条对“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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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is control exists largely through the political minister placed by each administration at the top of the bureaucratic hierarchy. What has never happened in German history is the wholesale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offices to party workers as a matter of political patronage, as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aly, and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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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长篇评书联播来看了，一些历史+一些文献+一条主线，简直是酒桌上吹牛装逼之利器。第四部分讲美国政治衰败那几章对我来说实在乏味且……别扭，尤其考虑到作者是福山，还以为福山这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拥抱威权主义了呢。被删节部分换成省略号，也算“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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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政治百科全书下册，建模高手，颇有乃师风范。总体参考价值高。政治衰败那卷，立足于国家层面，考察的是政府职能的“衰退”（私以为该词要比“衰败”更符合原意）。福山关于政治衰退的思路没有太大的问题，虽然用美国为例说明比较别扭。如果用这套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王朝更替，可能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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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来临早于现代国家，使国家屈从于政客的利益。在这种社会中，邻居不是潜在帮手而是危险对手；居民住宅都是向内的，以防他人窥探家庭的财富。在这种社会中，企业往往是小规模的，由几代家人拥有，不会变成由职业经理掌控的大型现代公司。企业通常保持两套账本，准确的一套用于家人，另一套专为税司准备。猖獗的逃税在社会上被认可，因为国家只是另一危险的陌生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因为现代工业必须坐落在拥有港口和河流等交通枢纽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劳工的纪律将礼俗社会转化成法理社会，以现代劳动分工打破传统社区。这种不信任的来源是什么？先预告一下我将在下一章中提出的论点，与其说是文化，倒不如说是非人格化的强大国家和法治在历史上的缺席。由于缺乏值得信赖的公共权威，家庭和个人只好自力更生，从事低层次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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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无非是持之以恒的规则，所以人类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制度化。由于被赋予内在价值，制度往往又是高度保守的，也就是说，抗拒作出改变。 现代国家是非人格化的：公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所依赖的不是个人关联，而是公民身份。国家的行政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行政职位的招聘完全基于客观标准，如功绩、学问和技术知识。中国国家建设的动力与近代早期的欧洲集权国家如出一辙：即普遍且持久的军事竞争。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的文明社会 因此在印度，婆罗门祭司阶层享有的权威被认为高于刹帝利，即持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武士。拉贾或国王为了获得名正言顺的统治权，不得不向婆罗门寻求合法性。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率先出现的是国家这两个原则——无代表不纳税和被统治者的同意——后来成为美国殖民者的战斗口号。将洛克有关自然权利的思想纳入《独立宣言》；人民主权的思想成为1787年美国宪法的基石。法国在1789年是奔向民主的先进分子，到后来反成了落后分子。更糟的是，大革命的遗产之一是造就一批法国左派；他们在20世纪动辄以宣扬暴力为荣，积极向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模式靠拢。新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卸下数百年腐败包袱之后的官僚体系，两者加在一起——法律和行政国家——在许多方面形成一种制约，牵制潜在专制统治者的随意性。君主在理论上享有无限权力，但必须倚赖官僚体系，以法律为基础来行使这个权力。这就是德国人所谓的法治国（Rechtsstaat），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列宁、斯大林等的统治。后者事实上只是强大国家，丝毫不受法律或民主负责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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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但其天生的社交性有自己的具体形式，只将利他主义投向家人（有遗传关系的亲戚）和朋友（交换恩惠的个人）。这种人类交往的预设形式，在所有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中都是普遍适用的。这种天生的社交形式可以通过开发替代制度以奖励另类行为（例如，任人唯才而非任人唯亲）而被克服。但一旦替代制度分崩瓦解，人类总是会回归到这种社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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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从政党机器那里获得好处，只是自己的长远利益在受损。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的是个人好处的分配，而不是广泛的纲领性议题。社会主义之所以从未在美国生根，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通过短期的好处，而不是长期的纲领性政策，捕获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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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李普塞特指出，美国诞生于一场革命，反抗以英国君主为代表的集权政府。自由被理解为反中央集权的，出于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自由思想生气勃勃，成为李普塞特所谓的美国政治文化的五大组件之一。[7] （其他四个组成部分是个人主义、平等（理解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民粹主义和自由放任。）美国从都铎王朝那里继承了普通法的传统，在光荣革命之后又继承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负责制政府，所没有继承的就是强大的中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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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铎王朝的特性包括：普通法作为权威来源；普通法高于行政部门；法院在治理中发挥相应的重大作用；地方自治的传统；主权由多个机构分享，并不集中于中央政府；政府权力分割，而不是功能分割；司法系统发挥的功能既是司法的，又是立法的；依靠全民武装，而不是常备军。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章，即“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确定美国政治的“都铎王朝”特性。根据亨廷顿所说，在17世纪定居北美的英国人，带来都铎时期或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实践。这些古老制度在美国本土盘踞下来，犹如冻结不变的古老社会一部分，最终被写入美国宪法。这些都铎王朝的特性包括：普通法作为权威来源；普通法高于行政部门；法院在治理中发挥相应的重大作用；地方自治的传统；主权由多个机构分享，并不集中于中央政府；政府权力分割，而不是功能分割；司法系统发挥的功能既是司法的，又是立法的；依靠全民武装，而不是常备军。真正的问题在于阶级，依附主义对教育程度较低的贫穷选民具有更为直接的吸引力。“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直到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 Lipset），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对美国例外论作了广泛研究。哈茨指出，美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缺乏传承下来的欧洲封建阶级。北美作为新定居地（至少在欧洲人眼中），似乎是机会均等的国度，居民在生活中的地位全凭自己的劳动和才华。只有些微传承下来的不平等，无需强大国家来做财富再分配；却有对洛克自由主义的普遍信念，即人人都可自由帮助自己。非裔美国人是受种姓式限制的唯一群体，像欧洲白人工人阶级一样，最有可能赞成强大国家，以推进自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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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运动往往如此，需一个外部事件来打破体系的平衡，迫使它走进不同的制度性秩序。1881年7月2日，新当选的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遭心理失衡的查尔斯·吉托（Charles Guiteau）枪击。吉托是一个求官者，认为自己应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国领事。加菲尔德在痛苦中挣扎两个月才死去。暗杀引起的愤怒推动了旨在取消分赃制度的公共运动。美国率先有了依附式体系，与它的民主早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有关，也与选举权扩展时尚没建立强大独立的国家有关。赞成改革的政治联盟必须基于在现存体系中没有严重利害关系的群体。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的副产品，它们是自然形成的。现存庇护体制之外的新商业利益、在政界找不到关系的中产阶级职业人、照看弱势人群的公民社会团体，这一切都是政治联盟的候选人。组建改革联盟的问题是，现存的依附式政客也在尝试将这些团体招进自己的队伍。创建政府机构，既要屈从于民主意愿，又要有足够自主性，不受强大利益集团的攫取，这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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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的问题出在中国历史上一再确认的“坏皇帝”身上。与民主体系相比，威权体系可以采纳更迅速更果断的行动，但它的成功取決于优秀领袖的不断出现一一不是技术意义上的优秀，而是对共享的公共目标的承诺代替了为自身争权夺利。王朝中国的对策有二：一是建立复杂的官僚体系结构，限制君主的实际权加；一是以一套精密的体系培养君主，使之陷入繁文缛节的仪式，不能为所欲为。即便如此，这个体系还是不足以防止坏皇帝的周期性出现，或跋扈、或懒惰、或无能、或贪婪。当代中国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间题。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表现，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到提供基本社会服务，都超过大多数威权政权和许多民主国家。但目前中国的体系能保证好领导的持续供应吗？中国的威权政府在体系的持续上面临多种挑战。第一个是出现一个魅力型领袖，利用民粹主义的激情，建立自己的追随者群体，打乱标志后毛泽东时代领导特点的集体协商一致原则。有很多未获解决的社会不满可被利用，从中国极大的贫富不均到人们公认的猖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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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 course impossible to predict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theArab Spring, However, those observers who criticize the chaotic results ofthis upheaval and argue that they cannot lead to a good democratic out-come in the long run often fail to remember what a long, chaotic, and vio-lent proces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Europe was. A stable, well-functioningliberal democracy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of a number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not just elections for a president or legislature but also well-organizedlitical parties, an independent court system, an effective state bureaucracy, and a free and vigilant media. In addition, there are a number ofcultural conditions necessary: politicians and voters cannot have awinner-take-all attitude toward their opponents, they must respect r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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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decay in this instance simply means that many specific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dysfunctional, and that a combination of intellectual rigidity and the power of entrenched political actors, growing over time, is preventing the country from reform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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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希腊不信任的根源在于政治，特别是缺乏强大公正的国家。它多年来一直自我延续，久而久之形成文化习惯。无论是在希腊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在20世纪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信任普遍存在。尽管希腊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却因家庭、亲属关系、地区、阶级和意识形态而发生分裂。希腊人从不把国家当作抽象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如德国和法国采取的方式，反把它当作可攫取来为狭隘党派利益服务的资产，从而使社会和政治的分歧愈益加剧。所以，现代希腊政党都不把国家改革列入自己的议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换取希腊债务的重组。但希腊政府在同意结束政党对庇护政治的控制之前，却宁愿考虑任何形式的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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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但其天生的社交性有自己的具体形式，只将利他主义投向家人（有遗传关系的亲戚）和朋友（交换恩惠的个人）。这种人类交往的预设形式，在所有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中都是普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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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国家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出于同样原因也会变得非常危险。民族认同往往围绕种族、人种、宗教或语言而建立，这些原则一定会包容某些人，排除其他人。民族认同经常形成于对其他群体的故意反对，一方面加强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被用来延续冲突。民族凝聚力可以表现为对外侵略。人类为竞争而合作，又为合作而竞争。 民族认同与现代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具体形式的认同政治，我们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它的第一次重要表达。它基于如此的观念：国家的政治边界应该对应于主要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定义的文化边界。认同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人的内在真实的自我跟周边社会认可的社会规范或惯例是会相脱节的。内在的自我，以民族、种族、人种”、文化、宗教、性别、性取向和能把人类群体聚合起来的其他特征为基础。认同的斗争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因为它涉及对承认的需求。要向经济学家说声对不起，因为单有物质资源，人类不会感到满足，他们还希图真实的自我获得他人的承，获得尊严和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承认的象征一一旗帜、联合国席位和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一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 通过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第一，确定政治边界，以迁就人口，移动边界，以适应已设定的民族认同。第二，流放或肃清种族群体，以迁就现有边界，创建更为同质的政治体。第三，促使亚群人口融入主流文化，即文化同化。我们不应低估在实现文化同化中所需要的强力，乃至胁迫。民族语言的选择是使用者的政治行为，文化同化的主要手段是公共教育体系，次要手段是公共行政的语言选择。对学校体系的控制，因此是很有争议的，也是国家建设者的中心目标。第四，以社会中人文和自然的禀赋为前提，修改民族认同的概念，以迁就政治的可行性。所有的国家建设工程，为了取得理念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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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读完史诗般的两卷…发展六方面和政治制度三大组件的宏大理论提得没问题，但在此框架下进行的历史解读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这个理论终究是概括性的，试图抓来所有好的因素：强大国家、民主、法治拼在一起，各种举例有些喧宾夺主了（尤其是对美国的分析占得有点多），而不是分析宏大理论，在分析过程中举例（比如亨廷顿做的那样），尤其在这一本中比较突出。但这不妨碍福山在书中的诸多洞见，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只根据三十年前的历史终结论来判断福山（而且甚至也没真正理解这个理论的含义），而根本没有看到三十年来福山不断完善修正自己理论和观点的尝试，只抓着偏见和历史终结这个名词就开始大发感叹，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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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在印度和新加坡等地进行大量的政治投资，殖民列强没有为非洲引进强有力的制度，哪怕是那种能渗透和控制当地人口的“专制”制度。而仅有软弱国家传统的社会，只能眼睁睁看着早先制度遭到破坏，却看不到取而代之的现代制度。结果就是独立后，困扰当地的经济灾难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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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确定政治边界，以迁就人ロ。第二，流放或肃清种族群体，以迁就现有边界。第三，促使亚群人ロ融入主流文化。第四，以社会中人文和自然的禀赋为前提，修改民族认同的概念，以迁就政治的可行性。最成功的民族认同工程，来自所有四种方法的互动。但请注意，前三个过程往往包含暴力和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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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权是对公民道德人格的承认，行使这个权利让他对共同体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感。公民可能会做出不当或错误的决定，但作出政治选择本身，是人类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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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权是对公民道德人格的承认，行使这个权利让他对共同体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感。公民可能会做出不当或错误的决定，但作出政治选择本身，是人类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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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今天的科技世界会把这些差异加倍放大。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能力特强的人没有很多机会来利用自己的才具。今天，他们可以成为金融奇才、遗传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所赚薪水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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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今天的科技世界会把这些差异加倍放大。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能力特强的人没有很多机会来利用自己的才具。今天，他们可以成为金融奇才、遗传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所赚薪水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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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答案是，它没能在法国创立民主，但在其他领域留下巨大、即刻且持久的影响。首先，它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在1804年颁布，即《民法典》，又叫《拿破仑法典》。第二，它建立了现代化的行政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即使没有民主，这两项已是重大的进展，让政府少一些任意妄为，更加透明，更一视同仁地对待公民。拿破在兵败滑铁卢后回顾，他的法典比他在战场上得的胜利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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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答案是，它没能在法国创立民主，但在其他领域留下巨大、即刻且持久的影响。首先，它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在1804年颁布，即《民法典》，又叫《拿破仑法典》。第二，它建立了现代化的行政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即使没有民主，这两项已是重大的进展，让政府少一些任意妄为，更加透明，更一视同仁地对待公民。拿破在兵败滑铁卢后回顾，他的法典比他在战场上得的胜利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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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初，有些政府视自己为自由民主制的标准替代品，其中包括伊朗、波斯湾的君主国、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伊朗国内存在严重分歧，庞大的中产阶级质疑现政权的合法性。海湾君主国一直是特殊案例，其之所以能把这种形式坚持至今，仅仅是因为坐拥大量的能源资源。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同样也是靠资源生活的国家，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成为区域性强权。在俄语世界之外，没人觉得它的政治体制值得效仿。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体中，对自由民主制是普遍进化模型的观念，提出最严重挑战的是中国。正如这两卷书多次提到的，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传统，也是少数几个从未发展出本土法治传统的国家层次社会之一。中国复杂丰富的传统，以儒家道德代替正式的程序规则，对统治者实施一定的约束。有时，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能冲破过去的束缚。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享有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由高度自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三十五年后，中国的政权现在正经受政治衰败，正在丧失作为早期成功源泉的自主性。中国未来十年的政策议程将会大大不同于过去一代。它已是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出口导向型的旧模式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现在需要更加倚重国内的消费需求。粗放型的增长在中国已难以为继，人口大规模流入工业经济的红利也开发殆尽。为了追求高增长，中国已积累了巨大的环境负担，出现空气污染严重、“癌症村”点缀乡村、食品安全体系失灵等等严峻问题。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否提供必要的技能，以维持生产力的普遍升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更多个人自由，真正的创新能否得以持续。随着中国经济变得复杂，经济管理的信息化需求也在增加。跟王朝时代的中国一样，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的体系能否跟上社会的实际步伐，还很有疑问。最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自身人口的大动员，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超19世纪和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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