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说中国
ISBN：
9787549564286
作者：
许倬云, 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05-01
图书分类：
文化史
语言：
chi
开本：
32开-胶版纸
版次：
1
装帧：
精装
页数：
264页
字数：
193千字
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许倬云，193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社会史及思想史的研究，学术视野广阔，尤其擅长从宏观角度剖析历史变迁的脉络与规律。其代表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以及《看时代转移》等多部重要著作，这些作品不仅在海峡两岸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深受普通读者喜爱。许倬云以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洞察力，为后人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许倬云晚年学术思想集大成之作。现代国家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元概念的建构与分析。很多观点很精彩，但很遗憾并未展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
“有的民族以自己的历史为耻，有的民族简直没有历史可言，有的民族则因为自己的历史核心空无一物而忧心”，哈罗德伊萨克在《族群》一书中曾经如此说，接下来，他又说道，唯有犹太人可以建立认同，因为他们靠的“只是历史，而且靠着历史才能得以存活至今”。可是，“华夏/中国”的历史却不同，它不是缺乏历史，而是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个历史在给现在的历史学家出难题，使得历史学家一面为这个国家的历史经历太丰富而觉得难以处理，一面为这个现实国家的疆土太庞大而不知如何对历史加以论证。
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各种不同地方文化的条件。同一类生产形态，决定了这一人群的基本文化面貌。共享同类文化的人类，就会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于是，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作认同的文化基因。
“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天下”，它没有国界，可是周边对中央王朝有不同程度的归属。
……即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相对而言，欧洲在近世经过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普世教会从此解体，只剩下梵蒂冈教会的形式。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的冲击，其各个教派只能 管到自己的教众，在实质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早晨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度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
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
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
共同体的英文定为“common-wealth”，再转译中文的话，不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因此，在称帝以前，领袖是满洲部众的家长，也是主人，这种双重身份——君权和家长权——在满清时代延续不变。从另一个角度看，亲王们仍旧与皇帝共享满洲的统治权。亲王议政的制度，到皇太极以后才逐渐改变。然而，每一代君主身边还是有辅助皇帝的亲王。在雍正时代，军机处成立，作为皇帝的统治中心。军机处中通常有亲王辅助，也有亲王分管重要的部级单位。如此的安排，正说明了满清的皇权既是皇帝个人的权力，也是满清全众以家族式的形态来辅助和共享皇帝的权力。政府六部和同级单位的正、副长官，都有满、汉两套人员共同执掌权力。这一制度，显然是以汉人官员办事，以满人官员监督。满清是一个政府王朝，满人的地位，不言而喻，是征服者。依据上述安排，满清的皇权，比较之前的征服王朝，更为制度化地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主从关系。
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也有极大的弹性。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凭吊汉唐古迹时，曾经将汉唐比较，认为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于是，即使在古代各地的居民原来可能是有不同基因的族群，经过如此布局，实际上所谓的“中原”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向四周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中国古代的这一格局，和欧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欧洲，一批又一批新进入的族群，凌驾在当地人之上成为“贵种”，没有融合各种族群的机制，致使族群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整个欧洲核心不断转移，由爱琴海周边移到地中海的意大利，又移到西欧的法国，又分化为日耳曼的中欧和大西洋上的英伦，最后转移到北美大陆。欧洲的东部从罗马分裂后又自成局面，与西欧、中欧分道扬镳。各个核心之间难以融合，多有抗争。独一真神的信仰又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更使得族群之间的冲突至今不能消减。
相对言之，蒙元是征服者，以武力压制中国人，乃是弱肉强食难免的现象。朱明以驱逐胡人为口号，应以同胞对待中国百姓。可是，太祖杀伐立威，又将专制极权制度化，有明一代始终未曾改革。更可悲者，满清入主中原，沿袭明代制度，再加上征服王朝的武力镇压，于是中国人生活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这一长期的压迫，斲丧中国人的自由，扭曲中国人的人权，对中国民族性造成的伤害，至深至巨。
儒生是寄生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度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
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利，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觉，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
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
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
知乎史观，魔鬼在细节中
一方面，维系“中国”这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互相依赖。另一方面，中国固然长期被皇权统治，但是从秦汉以后，并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之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编户齐民；统治阶层中的文官，大致言之，都是凭其知识和能力进入精英阶层，这些精英并不能永远世袭。第三个因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方言复杂，却有一个以视觉符号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它可以超越语言的区隔，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也作为超越时间的数据媒介，使得文化得以赓续。
一方面，维系“中国”这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互相依赖。另一方面，中国固然长期被皇权统治，但是从秦汉以后，并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之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编户齐民；统治阶层中的文官，大致言之，都是凭其知识和能力进入精英阶层，这些精英并不能永远世袭。第三个因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方言复杂，却有一个以视觉符号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它可以超越语言的区隔，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也作为超越时间的数据媒介，使得文化得以赓续。
儒家典籍《春秋》就是以“内诸侯”和“外夷狄”作为褒贬的标准以及区分我者和他者的界线。后世公羊学家的观点就代表当时的一套演化观念：在最古老的时候，是内中国而外诸夏；第二个阶段，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最后达到大同，则是没有边界的天下，从夷狄到中国，都是在一个和谐的次序之中。因此，春秋时代逐渐形成的内外界线，则是反映了当时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邻近的其它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始终自居为“天下”，外面的“夷狄”并不永远在外面，“夷”可以变为“夏”，反过来，“夏”也可以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而沦落为“夷”。“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因此，这一段时期的扰扰攘攘，竟是在无秩序之中孕育了中国特有的天下秩序观。当然，对这一套观念的真正落实，还是在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直到那时，这一套观念才根深蒂固地演化为中国人的世界观。
汉代的文官制度，原来的设计是以丞相为百官之首，全国的政务是由丞相负起全部的责任。用今天的术语说，皇帝代表的是政权，文官系统代表的是治权，二者彼此制衡，颇有今日内阁制的精神。固然，霍光当权的时候，实际上大将军就是代理君权、总持内外的独裁者，但在制度上，文官体系还有独立运作的精神。东汉时代君权强大，内延的尚书一一亦即皇帝的秘书处一一替代外延总持政务，文官系统不再独立。从此以后，中国两千年来，不再出现真正有独立性的文官体系足以抗衡皇权。后世每一个朝代，制度上都有过独立的文官系统，实质上都是君主在“内廷”秘书班子的辅助下实行专制的统治。
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地区，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天下性的大结构，在这个“天下”的下层，才有各种其他的区块。这个区块在没有进入中华圈以前—甚至以后—可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作为归属。在中华大圈子之内，所谓“百姓”，这“姓”字其实就相当于英文中的“nation”，而不是今天的“surname”。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差异，使中国人在讨论民族意识时常常有和西文用法不太一致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本小书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必须理解的一个大前提。
紧接着上一章，唐代中国文化圈的“大成”，经过了唐宋转变，来到“住”的阶段–盛夏已过，风将转向。中国传统的王朝叙事只以宋代作为中国的朝代，而将辽、金和西夏放在中国的历史圈外。如果只是以宋作为中国史的全体，其实并不完整。宋的疆域也并没有涵盖汉唐的全部疆域。汉唐砥定的中国，除了包括北面和东北的辽、金，西北的西夏，实际上还有唐代曾经非常强盛的吐蕃和藏化的南诏。如果只以宋代表中国，那么，宋所处的情况是列国制度，不是一统天下。自从日本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课题，至今，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还在不断讨论其具体意义。这些讨论往往不太顾及宋已经不是全面的中国。也很少人会注意，唐宋转换的过程之中，中亚出现的伊斯兰力量，对于东亚的列国情势和文化面貌有多大的影响。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对于这一段，还是以宋辽金元作为一个单位。只是，经常处理的问题不外乎胡化、汉化，和南北之间的战争与征服;几个北方单位，并不常常被认为是历史主体的一部分。在这一章，我们考察的角度，则是将这几个单位合在一起，把它看作东亚的主要部分。唐宋转变，牵扯的不仅是国家层次的主权问题，也牵扯到文化的演变和不同地区文化的面貌。要论这个大转变，不能只将残唐五代当做期间的过渡期……
中国皇朝，向来以汉、唐为最重要的时代。假如借用佛家“成、住、坏、空”的说法：汉代是充实华夏，完成“中国”本体的“成”；唐代则是取精用宏、开展性的“大成”。人类历史上，许多地区都有过“盛世”，往往在极盛巅峰开始下降。在此以后，又往往有一段过程，该一复杂系统逐渐固定、僵化，而逐渐衰败。唐代的巅峰是在玄宗开元年间，天宝以后，安史乱起，唐代逐渐过了升降交点。根据佛家所谓“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唐代的“大成”之后，应是“住”的阶段：巅峰在此，下坡也在此开始。
蒙元和满清两代征服皇朝的种族不平等及其皇权的暴力专制，加上明代继承蒙元的绝对专制与宦官厂卫特务的斲伤人权，留下的后遗症则是中国人习惯于屈从专制集权，不再敢于反抗暴政。经过三个朝代五六百年的压制后，近代中国又蒙受了一个世纪的内忧外患，中国文化似乎已经丧失了与暴政抗争的意志！
发表回复
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